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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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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一九二五年秋，就已开过西山会议[28]。这次会议是极右派对民族统一战线、对广州国民政府、对发展工农阶级运动表示的一种“抗议”。这次会议召开的事实已经说明，过去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即豪绅和地主的那些势力，已经感到群众运动在增长，懂得他们应准备进行一定的反击。西山会议派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反共斗争的领导权，坚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除西山会议的右派之外，国民党内部配合这次西山会议，开始形成以戴季陶（右翼国民党人）[29]为首的所谓“新右翼”。他的著名小册子《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30]乃是向共产党进攻的开端。他的理论实质是，说什么共产党不应盲从马克思主义，千方百计地总想破坏民族统一战线。戴季陶劝共产党人暂时自愿退出国民党，答应此后国共之间将建立良好的友善关系。就是这个“友善”的诺言，使他的立场同西山会议派（老右翼）的立场有了某种区别。 新联合形式的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否接受这个建议。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们不想退出国民党，而将在国民党内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 在作出共产党人不退出国民党这一决议的同时，还通过了另一决议：邀请戴季陶和其他新右翼分子（他们与西山会议派不同，坚持说有决心保持同共产党人的“友善”关系）出席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31]。可见，党那时遵循的战略方针是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起，一定要同它在一起，暂时只应进行反对“劣绅”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恰好是在这个时刻，共产党人犯了一个大错误。 这时汪精卫、蒋介石等人领导下的国民党左翼，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曾打算对英国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对地方上的豪绅和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左派也想采取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路线。恰好在这个时候，胡汉民[32]、熊克武[33]和其他人被捕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其政策的主旨是尽可能地迎合共产党。因为左派自知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他们只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而共产党人是这些群众公认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罢工委员会[34]及其所领导的几万工人完全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共产党人领导着农民进行反对地主和民团的武装斗争。黄埔军校——国民党军队指挥人员的后备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民党军队思想的代表者，其内部却已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甚至那些预见能力不如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掌握国家机器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最清楚共产党的实力和能量。他们也看到了国民党左派所处地位的弱点。因那时有一种是公认的说法：国民党左派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同共产党联合，而不是相反。 迎合共产党人并与之妥协的策略改变的时候，恰好共产党人也开始改变对戴季陶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共产党人只希望能维持民族统一战线，甚至未提出自己的任何要求就表示愿意向以戴季陶为首的日益寡廉鲜耻的“新右派”分子让步。 左派开始动摇了，而“新右派”开始抬头。黄埔军校的分化加剧了，自称孙中山派的戴季陶集团强大起来。“孙中山派”加强军事训练，积极同军阀们勾结，并转而逐渐对工农采取攻势。他们认为，以往的全部政策是过于极端的政策，左派也开始同意这一点。甚至共产党人自己也觉得政策的确“有些冒进”。在共产党员中间，开始有人散布这样的论调：“是否应当缓和工人运动，是否应当减弱农民斗争、限止工人罢工”等等。这些论调不但没有受到反击，反而常常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 共产党人的策略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对于蒋介石搞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蒋介石见到共产党人的动摇政策，便鼓足了劲，决心搞政变，此后又开始纠集力量准备继续进攻。事态全过程向我们指出，与资产阶级同路时，与资产阶级联合时，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资产阶级随时都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变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应该记取，任何让步都换不到资产阶级的友谊或友好关系。只有基于开展群众工作、群众活动、群众斗争的独立的阶级路线，才能在一定条件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共同参加反帝斗争（这也只能做到一定的限度），才能在群众压力下迫使它表示让步，而不是友好。 三月二十日之后，南方和北方的反动势力又猖獗起来。北方张作霖[35]手下的名将郭松龄[36]，曾起义反张作霖，他被打死了，起义被镇压下去。当时的红色分子冯玉祥退出了天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失去红色将军冯玉祥的控制后，决定开枪扫射北京三月十八日游行的学生。我们曾经怎样评价这个时期的革命形势呢？ 这个时期，共产党人轻信了蒋介石宣言的真实性和他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蒋介石高叫，必须像过去国民党人服从孙中山那样服从共产国际，共产党人就幼稚地信以为真了。从南到北，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的这种种企图，被评价为革命浪潮的低落，虽然当时工农运动不断加强并有向上的趋势。根据这一“革命低潮”的理论制定出了即使在确有低潮的情况下也是错误的策略。这个策略的实质是迁就三月二十日事变的条件，委曲求全留在国民党内。五月十五日会议[37]通过了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决议，使三月二十日事变合法化了。而共产党人则努力迁就三月二十日事变的条件，把这一决议看作不能逾越的界限，只求不破坏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及其日益寡廉鲜耻的朋党们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向戴季陶所作让步的结果。 说到群众，那他们不能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在一段时期的低沉之后，上海又涌起了席卷一切的新罢工浪潮，广州的工人运动规模更大。工人们在广州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它在广州起义期间成了苏维埃的基础。农民们组织了省中心机构。广州提出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和减少地租的口号。所有这些新的革命行动，都是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活动同时进行的。那时候，中国的，特别是广州的小商人，脱离商会，单独组织起来，并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这个运动就是所谓左派反对蒋介石运动的基础。只是因为有这种种群众运动，国民党左翼才对蒋介石进行抨击。国民党左派提出实行民主的口号，以对抗军人专政的口号。接着，同年十月，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省党部的联席会上通过了一整套纲领，这套纲领后来就成了武汉政府的行动纲领。纲领中涉及了地租问题、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日、甚至政权形式问题。纲领规定，在北伐军到达某县或某省时，立即召开国民代表会议，并将政权移交国民会议，因为已决定，政权不能归军队总司令蒋介石。 左派反蒋斗争一直持续到上海事变[38]。这一过程证明群众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最广泛的发展。以前曾经打算利用广大国民党员进行反军阀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转到了豪绅和地主方面，转到军阀方面。这说明，三月二十日之后，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两派或两翼。一翼是豪绅和地主，即所谓的老右派和新右派——以蒋介石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另一翼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间的斗争不断尖锐、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上海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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