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瞿秋白 > 瞿秋白文集⑥ | 上页 下页 |
|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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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已经实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一点仅从下述情况便可看出：湖南、湖北、江西的一些县，在南方军队占领武汉后，政权掌握在农会或共产党所领导的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手里。这类群众组织在自己的辖区内为所欲为。工人纠察队，甚至儿童团员都逮住了自己的主子——豪绅。甚至有一次，一部分群众捉住一个军阀，因他逮捕过农民，就给他戴上“高帽子”游街，以儆效尤。这种专政势必扩大，并从非法政权发展为合法政权，即使武汉政府[39]都受其辖制。蒋介石很清楚地看到新专政的萌芽，看到这个专政对于武汉政府有何影响。这就是他为什么执意不肯去汉口，因而也不承认武汉政府所建立的一整套制度。蒋介石不肯前往，但却在军队的武力掩护下暗中纠集和巩固自己的力量。蒋介石力争迁都南昌，即迁往蒋介石的大本营，建议将其政权合法化。武汉政府在群众极大的压力下采取了勇敢的做法，保留了都城汉口，不去蒋介石的大本营。现在，与蒋介石的大本营——右派政权的中心——对峙的是武汉政府，其领导人在此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劳动群众的运动。 于是对于以武汉左派为首的革命联盟，再次形成了空前有利的历史时机。蒋介石疯狂地纠集其势力以尽快到达上海，同他的发祥地有亲密关系的上海资产阶级凑在一起。这次在上海他没能轻易地马上抓到政权。 蒋介石来到之前，上海已建立了工人、学生和小商人的政权。这就证明，上海工人组织得更严密，已有更多的革命斗争经验，其做法也不像汉口工人那样，单纯等待南方军队到来。上海工人用两百支手枪和步枪打了北方军阀的八千正规军，夺得了武器，并组织了两千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工人队伍已装备了机关枪和小型迫击炮。所以，这支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是一支能够反击蒋介石的可畏的力量。为了解除这支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首先要把他的军队中“不可靠的”部队调出上海。为了解除工人的武装，蒋介石拼命忙了二十天。为此目的，他散布了种种诽谤工人的流言蜚语，同时为了蒙蔽工人，他又讨好奉承他们。只是在得到上海商会代表的钱并确信武汉政府领导人漫不经心之后，蒋介石才决定解除工人的武装。他满以为靠这些钱就能取得南京和浙江的其他军阀的支持。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拿定主意采取解除工人武装这一步骤。决定解除工人武装等于向武汉挑战，因为武汉承认了起义后所产生的政府，以此表示赞许亚洲第一次胜利的工人武装起义[40]。蒋介石知道，他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就是对民主的武汉开衅，可是武汉政府的领导人竟至如此鼠目寸光，直到这时还没发现自己作为左派政权所遭受的致命打击。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是十分残酷、十分尖锐了。最初提出的口号反映了争取政治影响的斗争，可是现在实现这些口号，要通过两个营垒的斗争：一方是蒋介石总司令，另一方是依靠武装工人的国民代表会议，这是上海的情况。武汉怎样呢？也是这样。 汪精卫[41]假惺惺地同蒋介石讨价还价了一番，“决心”同南京决裂，武汉被迫同时一方面对付蒋介石，另一方面对付张作霖。汪精卫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地方上与蒋介石有联系的豪绅的进攻，害怕到极点。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本应开展土地革命和群众斗争，激化阶级斗争。但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受了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影响，也开始说，可能工农确实过火了。当时甚至有这么一种意见，说我们似乎过于侧重开展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认为群众对反帝运动认识不足，因而党就应该搞第二次“五卅”，让我全民族子孙感到国耻而忘记阶级斗争的激化…… 各地的共产党人，即当地的农民，已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武装起来，在可能的地方夺取政权。 可是有些共产党人，准确些说，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却认为这样做为时过早，认为革命应该经过宣传阶段，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农民有革命的权利。群众已冲到前面去了，而领导落在后面，还想把群众拉回来同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的思想。共产党人已经在反对蒋介石、。为什么？因为，你们都懂得，他们已习惯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了。如果这一运动继续发展，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论如何不能维持在过去的范围内，可是党的领袖们还在想，为了维持现状，稍微停顿一下群众斗争的发展也未尝不可。 汪精卫回国后马上懂得了，帝国主义者把他当作政府首脑，向他施加压力，蒋介石也在攻击他，而另一方面，他看到，汉口商店纷纷关门，罢工、罢市，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农村在进行夺取土地、反对一切土豪的斗争。汪精卫开始劝说共产党人：对不起，群众应该先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是说：“打倒帝国主义”，就可以向工农解释，应当帮助我们国民党打张作霖和帝国主义的其他代理人，这就是反帝斗争。你们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同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作斗争，因为大家都认为，也应该认为，北洋军阀是卖国军阀。而我们，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人呢，这都是好军阀，不卖国。左派反蒋运动开始后，最近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只打劣绅。汪精卫来汉口后开始指责共产党人：“我们已同你们说好，只反劣绅，可是你们共产党人说要反对一切绅士。这不行。”什么是劣绅和开明绅士呢？小绅士反吴佩孚、张作霖，反旧官僚，他们都高喊：“世界革命万岁！”也喊：“打倒劣绅！”而当工农喊起“打倒乡绅，乡绅没一个好人”时，汪精卫害怕了。另一方面，因为汉口的工业无产阶级几乎专门反对帝国主义企业主，因中国工厂主很少，所以帝国主义者关闭了企业，离开了汉口。十二万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和城市中的斗争开始针对商店老板，所以，出现了商店店员的处境和前途的严重问题。整个工会运动最后的结果几乎就是商店店员罢市。于是，汪精卫去找所有的商人搜罗材料。然后，他到共产党的会上说：“诸位都看见了，商人们关闭店铺，甚至小商人也受店员罢市之累。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也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你们搞的罢工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你们的开路先锋（青年工人）不干活，在场房里搞体育活动。不能这样做。你们已经打算创建社会主义了。你们不是自己说，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还没到吗，那为什么你们现在要没收企业和汉阳的一些工厂呢？”共产党人辩白道：“这不是我们，而是工人自发地进行没收，因为工人想干活，可是老板关闭企业。于是我们去领导运动，并在工会参加之下，正确地组织这些工厂的管理工作。”汪精卫反驳说：“你们骗我们，我们有共产国际的决议，上面写着，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许你们已经收到了密电，说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此后，汪精卫改变了策略，他没有反对没收土地、工厂等等，不一般地反对工人罢工。他提出了一系列这类性质的建议：不要这样没收土地，要规定谁、在多大程度上对土地的私有应受到限制；不要这样罢工；不要这样反军阀和反帝。他的目的昭然若揭：把革命挤在一定的范围内，限制它，把它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总之是对革命进行控制，而控制者则由小资产者——汪精卫来充当。 对此，共产党人实际上是同意了，其政策的英明之处就在于“可不要同汪精卫吵翻了”。早晨共产党人答应了汪精卫，晚上汪精卫就来说了：“你们答应阻止工人抓人，可是五分钟以前就有一个工人抓了老板。怎么办？你们先许愿，接着就欺骗我吗？”照直说吧，共产党人的处境的确尴尬。共产党人想作出让步以恢复同国民党原有的良好关系，撮合已遭破坏的统一战线。但是一无所获。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共产党人一直想维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可是这又不可能，于是就打算至少要维持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且必须与之共同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过去曾有一种意见，也算一个“学说”，认为中国只存在小农经济，没有地主。后来忽然谈起土地革命，于是只好划定，多少亩是小地产，多少亩算大地产等等。而把农民和农民的“财产”忘记了。全部原委在于中国没有大地主经济，存在的是地租制。同时，甚至连最小的地主，他们在城市或农村供职或任教，每月也只有二、三十元的微薄收入，这些人也主要靠地租收入生活，并且更用心地去榨尽农民的血汗。至于划分谁是大地主，谁是小地主，对于农民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农民反正都是耕种租来的那一小块土地。别管是向大地主还是向小地主租地，他照样得交租、还息。他耕种的那一小块租地的地产性质问题，对他没有什么大意义。 我在意识到中国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之后，曾在一个委员会里同谭延闿[42]、唐生智[43]和其他人讨论过多少亩地可定为小地产的问题，但是谁都从来没去过农村搞清事情的确实情况。 由于党张皇失措和帝国主义者的压力，由于整个客观形势给武汉政府造成的困难，所有同情蒋介石的势力、豪绅、地主开始在武汉政府内部准备反革命政变。首先在武昌附近发难的是夏斗寅[44]，接着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许克祥轰动一时的政变[45]。湖南也重演了上海、广州惨案，逮捕和枪杀了共产党员以及几千名拥护党的工人。在反革命公开的武装叛乱期间，在农民建立自己的队伍攻打长沙城期间，共产党人还在对农民说：“解散回家吧，等着武汉政府解放你们，相信这个政府会镇压地主的反革命势力。”同样的事情，在江西和湖北也发生了。应当指出的是，这类情况在广州和上海发生得更早一些。广州李济深政变后[46]，在五华和海陆丰农民举行起义时，在广州发生铁路工人和机器工人反对李济深的起义时，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毫无作为。中央委员会简直是怕沾边，所以工农遭到了失败。获悉广东工农在组织队伍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他们请到武汉来，但是未给他们任何指示，未告诉他们应如何进行反对李济深的斗争和怎样在农村和各县城巩固力量，以集结兵力重新向李济深发动进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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