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瞿秋白 > 瞿秋白文集⑥ | 上页 下页 |
|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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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三月） 政局诸兄： 兆征之死[1]，真使我悲痛得不堪！他如何死得如此之早，中国工人阶级又丧失老练忠实的领袖之一！ 我从南俄回后，不久即病，后来竟至丝毫不能阅读，才进医院，一月半后，现在回莫[2]，觉得较好，当勉力写些东西，同时仍得继续治病，因为积劳太深了。 自去年十二月到现在，总因病的关系，没有写信，罪该万死。焘兄[3]又坚欲自己学习，亦无多暇。现在且先简短的报告些重要问题。 可以注意的问题有三种：一是国际及各国党内发生的要事，二是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讨论和意见，三是中国学生问题[4]及其他组织上（如金钱等）的问题。 关于第二、第三问题，详细的待下次再写。——立三[5]来信谈及中国政治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详细的看。可是国际已有一中国问题决议，我亦是积极参加的（虽因病未能自己起草），所以关于中国阶级统治的分析等问题，已有大致的方针。至于《苏维埃革命万岁》那篇文章[6]，本是我在南俄精疲力尽时的作品，原来是想将我在国际第六次大会之书面结论缩短的一篇短文，可是太简而忽略了。其中有些地方是不充分或不正确的。然立三说我的估量是过分，那就是因为中心意义和问题缠错的缘故。因此，我那篇文章根本可以不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关于过去与将来的理论上的问题，关于现在的实际上的问题，都要有详细的研究。我在病中虽然想着许多意思，只有片断的记录，始终没有能写出。此后想要写一批文章陆续寄回。并在下次信中，即当先复立三。 现在先将国际及苏联党的要事简略报告： 国际第六次大会之后，欧美各党都有内争的问题。第一是德国。德国党的右派白朗德尔[7]及台海美尔[8]等公开的反对国际政策——他们主要的是要说联合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其群众逼迫左派领袖实行革命政策”。而德国党内之调和派欧维尔德[9]等则反对中央及国际处置右派太严，调和派之政策谓“国际资本主义之稳定不能谓之动荡而腐朽的”，故不应过分估量欧美无产阶级群众之左倾与激烈化，因此，调和派往往说中央不争取群众，说中央攻击社会民主党左派太厉害，说中央的政策是应当顾及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应当得黄色工会[10]领袖的同意方能罢工等类的主张。德国右派首领违抗决议私行回德，自己出机关报攻击中央。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中也有一二调和派分子，如昂白德洛[11]等。讨论这一问题时，史太林[12]同志有一演说（此间已译就寄出）。结果决定开除右派领袖。 第二是捷克斯拉夫[13]——最近党开大会期间，右派公开攻击，并在赤色工会中分裂一部分人出去。 第三是波兰——波兰洛市罢工（去年九月）中，亦有人主张，并实行将共产党多数之罢工委员会让给改良派及法西派，请黄色工会领袖参加。 第四是英国——最近正在开大会，结果如何尚未得知。 第五是美国——美国的多少数派纠纷非常厉害，双方都有错误，对于第三时期[14]之估量都不正确，现大会已结束，结果不久便可知道。 此等情形，非常之曲折，不能详叙。总之，国际大会之决议是反对右派及调和派，要团结群众力量——这一斗争已经开始发展，在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及各国资本主义内部因生产力增高而更加加紧劳资冲突之际，在国际大战之前夜，在阶级斗争日益剧烈的当口，在阶级的决战正是酝酿的时期，共产党——国际自身的政治锻炼，造成真正国际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斗的党，是非常之主要的。各国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影响也就迎战起来。也就反映阶级关系而表露其动摇起来。 苏联党内从去年六七月间也发生了政治意见的不同——其中经过许多事实。最近苏联中央政治局通知各国党的代表，要我们极端秘密的通告各国中央。这事实的总标题，可以说： “布哈林[15]、托摩斯基[16]、雷夸夫[17]与政治局多数之歧见”。 布哈林等与政治局之歧见，开始去年（一九二八年）六月之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之前夜。这六月会议（就是中国党开大会的时候）之前，中央政治局准备政治决议案讨论的时候，布哈林提出一个草案，其中有三点可注意的地方：第一，他说苏联党十五次大会之后的政策，使工农的联盟破裂。第二，他主张要有完全的商业自由而忘却国家机关调节作用。第三，他对于农业中“集体农场业不能只依靠个人式的农业经济之说。政治局中的多数史太林等”运动的估量是很轻视的，所以，否认提高农反对布哈林的这三种意见。结果，布哈林的草案推翻。由史太林、布哈林、莫洛托夫[18]、雷夸夫、美夸阳[19]的五人委员会重新起草，美夸阳写了新的草案——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通过于委员会，政治局全体加以批准。七月中央全体会议便在七月三日将他通过了。当时布哈林既然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当然美夸阳所起草的新的政治议决草案，是用政治局全体的名义提出的。因此，在国际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苏联党政治局各人连同签名了一个声明书，报告国际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并转各国代表团。（出席国际大会的同志想必记得）当时的声明书是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内部并无不同的政见”。 这是布哈林政见差异的第一次的表见。 苏联中央的七月会议上，有些中央委员及党员也曾发表与布哈林相类的政见，例如沃新斯基[20]及赤尔诺夫（《贫农报》）。赤尔诺夫说，当时食粮恐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累进的所得税，二是对于富农的解释之许多指令太模糊。要使农民愿意尽量的将麦粮出卖到城市，并且尽力的多种麦粮，据他的意见，第一，必须废除累进的所得税，而代以按地亩征税的税则；第二，必须修改对于富农解释的指令，将富农经济的标准提高。苏联党内的确有一部同志，倾向于“扩大新经济政策”[21]——主张使苏联境内之资本主义分子有自由发财之更大更多的可能。这种倾向认为“扩大新经济政策”是免除食粮困难的方法。一九二八年起（三四月间），食粮发生恐慌，农民不肯将粮食照国定价钱出卖。因此，中央曾经决定短期的强迫政策，强迫富农出卖余粮（贫农既少，也自然要出卖；富农则因富裕之故，稍稍出卖粮食即够应用，其余的粮食，便用来秘密的高价出卖，做投机事业）。中央七月会议之上这一问题是中心的问题。有的主张说强迫政策不对，应当完全废除征收食粮税的办法，而实行地税法——如上所说的一派，是右派。有的说要实行自由贸易，奖励农村中个人经济（富农）的发展，不必枉费许多力量去提高集体农场的运动，不必为此紧张的实行工业化，这是调和派。中央七月会议的决定，却是一面提倡中农的经济，一面竭力发展集体农场，认定远的目的是在使全体农村集体机械化；同时工业建设必须紧张的进行，方能使农业机器化，电气化，而达到社会主义。 中央七月会议的决定是如此。七月会议的政治议决案起草的经过已如上述。布哈林等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七月会议上，对于政治问题的发言之中，虽然仍旧发露些调和派的倾向，例如（七月会议记录中摘出）： 布哈林说：——“……现时的中心问题，是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有破裂的危险……你们只要想一想：我们是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权，但是这一无产阶级政权却要将农民强迫到公社（集体农场）中去。这就不行了，这就要有农民暴动了，富农就会领导这种暴动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潮站起来反对无产阶级，打击无产阶级的头脑，而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之中，无产阶级的独裁制便会消灭。” 可是，形式上既以政治局全体名义提出草案，讨论结果，布哈林等也举手赞成这一议决案。这一政治问题，其内容可说是工农关系的问题，无产阶级国家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同时也关连到共产党内制服小资产阶级影响的问题。 史太林在七月会议上演说，说明工农关系问题的正确答案：不能是只顾保存联盟，而偏向在放任富农发展。他的大意是说：发展工业的财源，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有三个，一是侵略殖民地所得的超越利润，二是利用外国借款，三是剥削工人的汗血。苏联决不能有殖民地的政策，又不能得到借款，更不能自己剥削自己。唯一的出路，是善于运用内部的财源，即：一“无产阶级生产力的提高，二是农民”。现在的过渡时期中，——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不但交纳普通的税额（直接税与间接税），并且还要用较高的价钱去买工业品，这就是他付出的超过，此其一；其二，他要依照国家的价格将农产品出卖给国家（国家商店，协作社等等采办食粮机关），这就是他收入中之不足，这样（农民现在是用高价买进工业品，而用低价卖出农产品，一方有付出之中的超过，别方，有收入之中的不足），农民可以说是交纳额外的附加税，来提高工业，以补全国，这对于农民自然也是有利益的。这仿佛是一种“贡赋”，是一种额外税，我们现在是不能不取之于农民的，取之于农民的这种财源是用来保存工业化的速度，并且加增将来工业化的速度，保障全国的工业，提高农村的生活，一直到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灭城乡之间的这种“剪刀”状况。这当然是说出有些不好过。然而如果我们隐蔽这种事实，不看见这种情形，就是没有这种对农民的额外税，我们的工业及国家暂时是没有办法的情形，——那么，我们就不是布尔塞维克了。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因为莎夸勒尼夸夫[22]及沃新斯基不懂得这一无可争论的真理。他们的演说之中，认为农民买进工业品的时候，所费的钱是超过真正的价值，这绝对是对的，说农民卖出农产品时，所得的价钱，比较起真正的价值来，是不足，这也是对的。莎夸勒尼夸夫及沃新斯基同志要什么呢？他们要求实行所谓“麦粮的恢复价格（按即很大的提高国定之麦粮价格），他们是要求现在就消灭城乡之间的“剪刀”状态，消灭农民收入中之不足及付出中之超过。然而如果今年或明年就要消灭这所谓“剪刀”状态，那就怎样呢？那就等于说要阻止工业化，亦就阻止农业的工业化（机器化），打击我们新兴的幼稚的工业，以及于全体经济。我们能不能如此做法，当然不能。应不应当消灭“剪刀”状态及农民之收入中之不足与支出中之超过呢？当然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能不能现在就消灭这些现象，同时又不致于削弱我们的工业，以至于全体经济呢？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现在的政策应当怎么样？应当渐渐的削弱这种“剪刀”状态，一年年的逐渐做去，逐渐减低工业品的价格，增高农业的技术，使食粮生产的成本减轻，一直到经过几年之后完全消灭对农民的额外征税。农民禁不禁得起这一期的较重的负担呢？绝对是禁得起的，第一，因为这种负担要一年年的减轻下来，第二，因为这种额外税的吸取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之下农民群众是在日益穷困而忍受剥削的），我们这里是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对于农民的剥削，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而来的，虽仍有剥削，而这种额外税的吸取是在不断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的条件之下进行的”。 史太林对于工农联盟的问题，更说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沃新斯基及莎夸勒尼夸夫等，认为只要发达轻工业（纱业及纺织工业等），多是制造一般居民的日常用品，便可以保障农民以贱价的用品，便是工农及城乡的亲密。史太林说他们这种见解是不对的，因为农民不仅是消费者，同时还是生产者，城市工业要竭力去帮助农民的生产，就是给他新的犁耘耕具，制造耕种机器以及新的化学肥料等等。这样才是领导农民进到社会主义去，而不是简单的奖励农村中的经济发达，专只赞助个人式的发达经济，使他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至少是保持农民经济于永久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状态。史太林在七月会议演说中说： “工农联合的目的，如果认为是保存阶级，也就是保有农民阶级，那就是错误的。……工农联合的目的，是要使农民来接近工人……渐渐改造农民，改造他的心理和他的生产于集体主义的精神之下，而造成消灭阶级的条件。” 七月会议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布哈林、雷夸夫等的意见是失败了。到了十一月（一九二八年）中央全体会议又要开会的时候，就发见党内有许多右倾危险的发露，而布哈林等在这期间（七月至十一月）却对于右倾表示更调和的态度。 九月中布哈林在《实话报》（《真理报》的正确译名）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作《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文章中的主要意思是怀疑工业化的政策，是主张工业化应当减低速度，变更乡村中的政策。当时已有一同志姓弗鲁摩金的，写信到政治局，主张取消对于富农的特税办法等。布哈林那篇文章之中的意思也是如此。这显然是布哈林表示自己与中央七月会议的政治决议有不同的政见。同时，莫斯科省委书记乌格兰诺夫等也有调和派的倾向，在种种行动及组织上表示出来，省委的九月会议之议决案也就充满这种精神。弄得十月间不能不召集紧急的省委会议，并在群众的区委、支部等会议中，提出反对省委以前的决议。群众表示赞成中央。结果，乌格兰诺夫撤职，中央的政治委员莫洛托夫兼做省委书记。 十一月中央全体会议之前夜，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争论又发露出来。当时因为中央全体会议之上要讨论全国经济计划——所谓标准的预计问题，所以政治局中研究过关于一般经济建设、食粮政策、国家预算等的问题。争论中的问题第一，是对于农业现状的估量：农业究竟是退步呢还是发展？第二便是保存对于富农的特税（即除一般的食粮税，对于一部分富农依照各家个别的经济情形，而收取的一种特别税，所谓“个别税”），还是废除这种特税。布哈林当时提议取消这种“个别税”，而史太林等主张要保存这种“个别税”。这种所关涉的问题，显然是对于富农的问题，决不能说苏联政治局的多数（史太林等），是主张对于中农实行过于激烈的政策——因为“个别税”所涉及的，只是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争论中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布哈林、雷夸夫、托摩斯基三人辞职的问题。当时他们三人在关于标准预计的议决案委员会中提出三人共同辞职理由书出来。 这一争论的结果，委员会大多数的意见是：（一）驳倒农业退化论，（二）富农的“个别税”决定保存，（三）认为苏联有阶级斗争存在是一种事实，不能说是党的政策煽动了阶级斗争。布哈林等三人也撤回了辞职书。 当时政治局中正式通过标准预计的总议决案时，布哈林仍是一致投的赞成票。因此，政治局又决定到中央全体会议上（十一月会议上），去声明中央政治局中并无不同的意见。 这是布哈林等政见差异的第二次表见。 十一月会议上的政治议决案，是由全体政治局名义提出的草案，并且是由雷夸夫做的报告。可是布哈林根本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十一月会议的议决案是通过了。布哈林的取消富农个别税的意见又是失败了。固然，雷夸夫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演说之中，也流露出这样的话来：“郭西沃尔同志说话的意思，竟是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愈向前进，则阶级斗争愈加要生长起来，阶级的反抗愈加增高，我们所遇到的障碍要愈加多起来”……“我想如果将这个意思扩充起来，那么，既然认为阶级反抗（指富农而言）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则这简直就是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理论基础”。(2)然而当时的政治决议案是一致通过了，政治局中政见不同的事，并还没有人公开提出——布哈林、雷夸夫等都没有公开的出来反对中央的决议。 这样，从去年中国党开大会的时候起，直到今年一月底为止，布哈林与史太林及政治局多数之间，发生了政治意见的不同，并且有两次较剧烈的内部辩论。可是，每次争辩之后布哈林都仍表示赞成大多数的意见，声明政治局内没有歧见。因此，表面上仿佛是没有什么事。固然，在这期间，布哈林在国际大会之后，实际上就不到国际做事，告假之后又告假。托摩斯基在苏联共产青年团中央机关报批评职工会的时候，也表示不满意（去年十二月间）。然就一般说起来，苏联党内只是觉得有些负责同志（如中央委员列亚独夫、莫斯科前省委书记乌格兰诺夫及中央政府财政部职员弗鲁摩金[23]等），倾向是右派的，是调和派的；下级党部尤其是，农村党部中有许多极右的倾向，例如官僚主义包庇富农等等的行动——对于这种情形中央是号召群众起来，实行自己批评，努力纠正制裁，而政策上则坚决的根据十一月会议决议进行，竭力设法执行采办食粮的计划，以维持工业化的前进，——关于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争论，一般都觉得已成过去的事实。 可是，到了今年一月底，忽然发露了脱洛茨基派[24]散发大批的小册子，这小册子中是印刷了布哈林与嘉美尼夫[25]的谈话之记录。这一记录之中说布哈林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秘密的跑到嘉美尼夫家中，谈到政治问题，说起他和史太林有十分严重的不同的政见等等。这一谈话，是嘉美尼夫记下来的。这文件发露之后，因为布哈林在这谈话之中声明他、雷夸夫、托摩斯基三人与政治局中多数之间有严重的不同的政见，所以就召集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两次（一次在一月三十日，一次是二月九日）。 未开联席会议之前，中央秘书处沃尔卓尼吉子[26]去问嘉美尼夫：脱洛茨基派所发的小册子是否是事实，嘉美尼夫的回答是： “你所交来的脱落茨基派秘密散发的小册，的确是我写给季诺维叶夫[27]的信稿——我现正式通知中央，如中央认有必要，当然通知全党”。 布哈林与嘉美尼夫谈话的记录之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节录如下： 首先嘉美尼夫问现时（去年七月）政治局内部的争论是否严重，布哈林就说： “我正要和你谈这事。我们认为史太林的政治路线，简直要使革命灭亡的。我们和史太林的争论，比起我们和你们（指季诺维叶夫及嘉美尼夫派[28]）以前的争论来，要严重得好几倍。我和雷夸夫、托摩斯基，都认为如果政治局中去掉史太林，而有季诺维叶夫及嘉美尼夫参加，那就要好得多。关于这事我和你们两人是公开的谈过的。我和史太林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谈话了，史太林是无原则的阴谋家（专门造谣的人），他只想一切都用来保存自己的权势”……布哈林又说史太林的政见是：一、资本主义的生长是靠殖民地，或是外债，或是剥削工人；现在我们没有殖民地，人家又不肯借债，所以我们的基础是农民出的贡赋，……二、社会主义越是生长反抗越多。这简直是不通；三、既然必须要收农民身上的贡赋，而且反抗要增多，那就必须有坚强的指导”。 嘉美尼夫记录这一谈话时，还加以注释，说布哈林认为自己的地位很困难：公开的起来反对，史太林就要将分裂的罪名加到他身上，不起来反对，史太林也要压制他，还要在食粮问题发生困难的时候，不负政治上的责任。布哈林说：“史太林的政策是要引起国内战争，引起暴动流血”。布哈林并且和嘉美尼夫说： 不要给人知道我们这次的会谈。不要打电话给我，有人偷听的。葛甫（政治警察）跟着我，你这里也有葛甫跟着。我要得你的消息，但是不要经过秘书或第三者。我来和你谈话，只有雷夸夫和托摩斯基知道。你亦不要告诉别人。你只对自己一派的人说，教他们不要攻击我们。 第一次（一月三十）开执监联席会议时，提三个问题：一、政治局的政见是否一致，二、布哈林谋与过去的反对派结合联盟的问题，三是布哈林、雷夸夫、托摩斯基三人辞职的问题。 一开会，布哈林非常之激烈的抗议，说那一记录纯粹是假造的文件。后来大家指出布哈林在前次政治局会议上承认他的确到嘉美尼夫家里去过，说过话；说起联盟问题及不同政见的问题，布哈林说是没有提起，然而他对于嘉美尼夫的记录，他也说有许多话他是说的——为什么现在布哈林又否认呢？于是布哈林就再起来声明，这声明书之中说： “我在政治局会议已声明两次，现在再重复： 1）我曾和嘉美尼夫谈话； 2）我与嘉美尼夫公开的谈话之事实是有的，现在的情势看来是我的不谨慎和错误； 3）嘉美尼夫的记录中有些说话是记得对的，但是整个的这一文件是不正确而是假造的。 （以下关于政见问题） 我对这些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中央的七月会议及十一月会议）的决议案是同意的。然而我肯定的说：往往事实上的路线是不顾这些决议，有些负责同志自作主张的对于环境有所估量，而发出指令，或者演说出来，而大家便照着做去。 究竟是什么规定了后来事实上的政策呢？这就是史太林说到贡赋的演说——嘉美尼夫所记录的谈话中也提及的。我党第十四次大会上史太林用全力反对布列沃白腊仁斯基[29]的理论——关于殖民地及对于农民的剥削之理论。可是在七月会议上史太林自己也居然提出贡赋的口号，这就是主张对于农民实行军事的封建制度式的剥削。 至于共产国际方面的政策，我完全与国际第六次大会议决案同意，有许多是我自己写起的，是我自己去实行的。对这点再有什么疑问，那简直是可笑（按国际大会的政治议决案原来是布哈林起草，其中论及欧战后之第三时期，他只说国际资本主义达到更重新改造时期，还有许多其他的错误。后来俄国党代表团，重新改过，以整个代表团名义提出，通过现在的议决案，其中第三期的解说，是只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超过战前的程度而引起阶级斗争的剧烈与列强之间及列强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的危险，而提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进到重新建设的程度）。我是坚决的反对各国的右派，主张取消他们派别的组织。但是我反对对于西方各党，用那种只管叫骂的政策，而不去解释理由，只看见自己的“私人”（按：他这是指史太林信任德国党现在的中央领袖德尔芒[30]，说他是信任私人），而这些“私人”却是很不中用的政治家，而且有些很不高明的品行。反对右派和反对调和派，是国际大会决定的。然而国际大会还另外决定要“集中势力”，要“团结”。现在共产国际之各党内里哪里有团结呢？能不能用现在这种奇怪政策：不用解释和说服，而只用叫骂与强迫的政策，去达到这种团结呢？难道列宁是如此指导国际的工作的？所以难怪国际各党也没有“热忱”和“进步”的现象，也像农民一样“减少耕种的亩数”：各党内部是分裂，纠纷，小团体——丝毫“团结”也看不见。 我党及国际的思想生活，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诚心诚意去寻求客观的真理，以及决定正确的政策，而只有仿佛是“左倾”的呼号。 组织问题上我们也是有两个路线：一是论自我批评的告同志书。写得应有尽有：自我批评，党的民权主义，选举制度等等。可是实际上我们那里有选举出来的省委书记呢？事实上，我们党内官僚主义的成分增长起来了。 布哈林读了声明书之后，又提出辞职。 当时政治局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都严厉的批评布哈林与嘉美尼夫密商的事实及当天的声明书。 莫洛托夫说：“……布哈林在七月会议之前就有一次演说，说工人阶级的党已经开始和中农分裂。现在他还说他的《经济学家札记》那篇文章是一百分一百五十分的正确。事实上他那篇文章完全是多元论的论调，他究竟是主张保存现在工业化的速度，还是反对，始终是模糊的。布哈林今天已经公开的说党的政策是用军事封建制度式的方法剥削农民……经济上是不能战胜困难，是没有出路，共产国际是各国的党崩溃分裂，苏联的党是实行官僚主义。我想布哈林是帮助国际方面有些同志走向机会主义去的一个人。例如昂白德洛，就是布哈林帮他走进机会主义的烂泥塘的”。莫洛托夫归结起来说“布哈林已经走上反对党的路上去了”。 史太林发言历数政治议决案及不同政见的经过（如上文的叙述），并且答复布哈林骂他的话。布哈林骂史太林，说史太林嗾使下级党部攻击他。史太林答复： “如果布哈林有权利发表《经济学家札记》那类的文章，那么，一般党员更有权利批评这种文章，如果布哈林及托摩斯基擅自违反中央决议，坚决不肯去做自己应做的工作，那么，一般党员更有权利批评这种行为。如果这算是‘嗾使’，那么，请问究竟什么是自我批评，什么是党内民权主义呢”。 史太林归结起来说：“今天（一月三十日）布哈林的声明书，大致便是重说他和嘉美尼夫一九二八年七月间谈话的内容”。于是雷夸夫（政府主席）也出来发言，说他与中央是有些不同的意见：中央只认农业是较工业落后，我想不止如此，还要更厉害些。现在政治上不同的意见，我可以说：总路线是只有一个……在这一路线之内有对于农村政策之小有出入的意见。这些小有出入的意见从七月会议一直延长到现在了。 托摩斯基（苏联总工会会长）发言，主要是说总工会中有“两个中心”的现象，他不能担任会长的职务。 史太林许多同志发言之后，又第二次发言。他说：“你们如果说没有第二条路线，那么，何以一定坚持辞职，何以托摩斯基说总工会里有‘两个中心’，布哈林说共产国际有两个中心。……那里来的这样许多谣言：又是‘军事的封建制度式的剥削’，又是‘安排党内官僚主义’，又是‘共产国际崩溃’。只有两条路：或者这些话都造谣，那么，布哈林等应当抛弃这些话，而不辞职；或者布哈林等仍要继续造谣，中伤我们的党，坚持辞职，那么，所谓一致便是骗党”。……“总之，现在已经显然的了，除党的路线之外，还有另外的一条路线，就是主要放任资本主义成分发展的路线”。 第一次（一月三十日）联席会议的结果是选举一委员会去规定（一）批评纠正布哈林与嘉美尼夫谈话之错误，（二）审定当天会议上布哈林声明书的政治意义，（三）取消布哈林及托摩斯基之办法。 委员会开会时多数提出下列的办法： “（一）布哈林承认与嘉美尼夫之谈话为政治上之错误。 （二）布哈林承认其一月三十日声明书，说中央实行对农民之军事封建式剥削政策，对国际是有崩溃恶化的政策，对党是安排官僚主义之声明书，是他争辩时感情用事，此后不再有此等主张，故认为并无与中央不同的意见。 （三）布哈林不再辞共产国际及《实话报》中之职务。 （四）布哈林承认政治局亲密的工作是可能而必要的。 （五）因此，布哈林取消一月三十日的声明书。 根据这些办法则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必再向联席会议提出对布哈林政治错误估量之议决案，并可提议将联席会议之一切文件（演说记录等）收藏不用。并提议使政治局中央监察主席团保障布哈林工作（一切文件，使能继续其共产国际及《实话报》主席之工作）”。 但是，布哈林反对这一草案，自己提出一个草案，只说承认“布哈林与嘉美尼夫谈话过程开诚布公之错误”，并且重新又提出托摩斯基辞职的问题。 因此，这一调和办法是不能实现。 于是第二次（二月九日）又开政治局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联席会议，而委员会就提出一议决案草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节是《论布哈林秘密组织派别间的联盟以反对中央》，其中说：—— “根据从前的材料，中央政治局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认为： a）布哈林、索哥尔尼夸夫[31]二同志与嘉米尼夫的谈话，是小组织的行为，证明他们两个是毫无原则的斗争，并且是没有党内品行的常识； b）雷夸夫与托摩斯基明明知道布哈林索哥尔尼夸夫与嘉米尼夫密谈的事，但是不告诉中央，这是绝对不可允许的行为。” 第二节说到“布哈林的小组织行为将抵何止境”，决议案说： “中央政治局与中央监委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以为布哈林的小组织行动，不仅限于与嘉米尼夫同志的秘密谈话，并且他这种行为，从中央七月全体会议以后，一直到现在，仍用各种方式继续着，没有停止。在这一时期里（七月会议到现在）有过许多事故：布哈林放弃国际的工作，《实话报》的编辑工作也不做，不经过中央，布哈林同志私自印行《经济学者的札记》一书，那本书充满着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许有的多元论的观点，可以引起党内争辩的危险；中央十一月全体会议上，布哈林、雷夸夫、托摩斯基三人提出辞职书；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布哈林提出一个声明书，承认他与嘉米尼夫谈话（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之基本的内容；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托摩斯基又提出辞职书；布哈林与托摩斯基对于辞职问题，屡次违抗中央的决定。所有这些事情，以及其他相类的事实，都可说明布哈林同志对于中央继续坚持着反对的态度。 “布哈林同志的声明书说，七月会议后的党的政策，是根据史太林在七月会议上的演说决定了的，在七月会议上史太林的演说里提出了贡赋的口号，便是‘对农民的军事封建的剥削’的口号，这是造谣中伤。整个的党，从来就反对托洛茨基之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的，并且永久要反对这个理论，史太林同志也是如此的。这个事实，布哈林同志与一般党员都是一样明白知道的。对农民，我党要使他们脱离那买进工业生产品时付出‘中亏超过’和卖出农业生产品时‘收入中亏不足’的状态；但是这不是一时所能办到的，只有用渐进的办法。至于现在的情形，则倘若我们不愿意抛弃工业化的计划，那末所谓额外税（‘贡赋’）不能现在一下子就消灭掉，是要慢慢地逐渐的做去，经过若干年之后才能完全消灭，这是整个党的意见，史太林同志也是如此的意见。对于这一点布哈林同志如其与党不同意，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表呢？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日，那时七月会刚刚开完，中央送给第六次国际大会一个申明书说：‘凡是下面签名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共同对国际大会常务委员会申明，外面传说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政见的分歧，我们对此都一致坚决否认’，在这个申明书上签字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也是其中之一，这件事情是很明白的。倘若布哈林同志在‘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的问题上，与史太林同志或是政治局，事实是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何以能在这个申明书上签字呢？难道那时候他是欺骗党吗？ “布哈林一月三十日的申明书中又说，‘我们没有党内的民主，党一天一天的官僚主义化’，‘我们纵容官僚主义’，‘党内没有选举出来的省委区委书记’，又说什么‘在实话报馆里，共产国际里，苏联总工会里派了政治监督员，现时党内的情形是忍无可忍的了’等等的话，这完全是不对的。现在不得不指出来，布哈林的表示，与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八号信中的态度是一样的了。 “布哈林同志说国际执委的政策，用叫骂代替说伏（服）的方法，可以使国际各支部腐化，分裂等等，这种话是完全不对的。实际他是想反对德国党开除机会主义者：台海美尔，白朗德尔。但是他又不敢公开的讲，因为如其公开的反对德国党及国际执委开除上述两个机会主义者，那无异于他宣布自己也是机会主义者。并且他是想反对召回德国的调和派欧维尔德与洽黑尔德，但也是不敢公开的反对德国党与国际执委，因为如其公开的说，那就等于宣布自己是动摇者。事实上，如像德国及捷克斯拉夫党，清除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及机会主义的成分，对于共产国际是很大的进步。布哈林不懂得，如其不清除党内社会民主党的成分，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是不能巩固而布尔塞维克化的。当现时西欧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新的革命高潮条件的渐渐升起的时候，共产国际之下各共产党的领袖是非常坚决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动摇，只有这样的领导者才能很适当的去教育工人阶级，与国际资本作斗争，领导他们去争得无产阶级的专政，布哈林对于这一点也不懂得。 “归根究底的说，布哈林这种举动，是想用外交手段在国际保护调和派和右派。 “布哈林的申明书里说，他是承认接受第六次国际大会反右倾反调和派的决定的，这不过是骗人的话，用来遮遮人眼的，因为他所接受的程度，是限于不打击白朗德尔，台海美尔，欧维尔德，洽尔黑德，昂白德洛及赛拉[32]，但是这些人是妨碍着国际扫除右派，战胜调和派的，是不能不打击他们的。 “第一，假使布哈林同志公布绝对不正确的文章《经济学者的札记》，党员都认为他是暗中反对中央，而起来批评；倘若哈林要求取消对于一部分最富裕的农民征取个别的特税，不承认布阶级斗争加剧，资本主义成分的反抗增长，那么一般党员便要批评他这种见解，好像批评他从前所犯过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理论一样（布哈林曾说过，富农能‘生长到’社会主义）；倘若布哈林坚持放弃实话报馆和国际的工作，那么一般党员都以为这是不许可的；倘若托摩斯基同志拒绝中央的决定，不到苏联职工会主席的工作，一般党员都以为不对，认为这种举动是破坏组织的……等等，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不能归罪于党，不能说是用‘嗾使’的手段，用‘包围’的方法的。难道可以荒谬绝伦的要求禁止党员在会议上对报告人写条子发问题，——并不许报告人答复那些源源不绝的问题么。那么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制呢？一百五十万党员的党，不能为了要使布哈林托摩斯基两个的安静，便要党员沉默不响。 “倘若党对布哈林这样一个同志，不用这种方法去保障他，布哈林同志在最近的将来，当党的前面有非常大的困难的时候，会倾向于不确定新路线，他的动摇会更加厉害，他的动摇，在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了。列宁是对的，在一九一六年时他曾有一封信给史猎泼尼夸夫[33]，那里说到布哈林：‘尼古拉·依凡诺维赤(3)是很专心的经济学家，这一点我们是常常赞扬他的，但是，他第一，非常之轻信谣诼，第二，在政治上是动摇得无可形状’。 “倘若党许可布哈林与托摩斯基的辞职，布哈林的动摇可以酿成新的纠纷。 “因此，为要保障党的一致，中央政治局与监委主席团的联席会议决定： 一、认为布哈林对中央行动的批评，毫无疑义的是不对的； 二、劝告布哈林同志，在党内方面要他脱离弗鲁摩金的路 线，在国际方面要他脱离昂白特罗的路线； 三、布哈林与托摩斯基二人应撤回辞职书； 四、要托摩斯基布哈林两个执行国际，党及中央的决定。” 在决议案的结论上，提议将一切问题提交最近快开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去。 当时在第二次会议（二月九日）上，雷夸夫用布哈林、雷夸夫及托摩斯基三人的名义，提出宣言，对于上述的决议草案大有驳辩。在这个宣言里又提出反对史太林同志，说他提“贡赋”的理论，是接近托洛茨基[34]的。 “史太林的错误与布列沃白腊仁斯基的错误一样。固然农民是要‘付出超过’的（列宁也曾说过，即使我们用尽力量很快的消灭这种情形，但是仍然要继续很久的时间的）。 “可是史太林的错误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对无产阶级与农民之社会关系的错误观点，在实际上不可免的要破坏工农的联合的基础。‘贡赋’是剥削的经济制度之下的东西，倘若农民要付‘贡赋’，其意义便是等于一个贡民，是被剥削的，被压迫的，用国家的观点来看，他们不是一个公民，而是臣奴。难道农民能以贡赋来参加工业的建设的吗？这是岂有此理，毫无智识，是政治的危险。 “史太林同志仅仅是布列沃白腊仁斯基错误的‘加深者’。他不仅仅将农民比之于殖民地，不仅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比之于剥削方式的关系，他并且比之于更凶残的剥削方式（‘贡赋’）”。 在这个“三人申明书”里又批评共产国际与机会主义的斗争。 “布哈林同志并没有什么‘骗人的把戏’。他的申明书（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的也在内）也赞成消灭右倾派别及其政党等等，但是他赞成同时要用思想的斗争，而不要叫骂的方法，他也赞成用组织上的方法，但是要用作最后的一步，而不是一开头便使用，他不仅赞成国际六次大会决议的一半（纪律，与右倾调和派斗争等），并且赞成另一半（党内民主制，团结党的领导，提高党内思想的水平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国际执委及整个国际的重要问题。要将共产党从社会民主党意识及右派倾向之中救出来，这是必需要如此做的。征取每个工人到我党方面来，为了他们而斗争，这都是必要的。倘若现在因右倾关系，一个汉堡暴动[35]的组织者，五金工人史列涅儿脱离了党；倘若同他同时又失去了一个全德闻名之赴苏联代表团的组织者，工人同志西菲尔德，倘若因此而失去了几百个工人——那末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教训啊！对于他们，是应该去说服他们，指示他们，与他们辩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是事实上现在只是简单的塞住他们的口，不许他们申辩，便将他们抛出党外”。 最后，申明书又再提出托摩斯基与布哈林二人辞职的问题。 政治局委员及监委主席团对于这一个“三人”宣言，给了严厉的批评。史太林同志分析这个宣言，他申辩“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的理论，引用他自己在七月会议上讲演中关于“贡赋”说的一段。 “我所说的加于农民之额外税，是由于农民的‘收入中之不足’及‘付出中之超过’，这是为了国家的工业化所要的。我说这个额外税‘似乎是超越税’，似乎是‘贡赋’（但不是贡赋，像布哈林同志现在常常硬说的）。‘剪刀’问题是有的，我们大家都承认的，我们不能现在一下子便消灭他，但是我们必须一有可能便消灭这种情形。我说的并不是‘贡赋的口号’，像这些文件的著作家们所毁骂的，而是说一有可能便要消灭的额外税，‘贡赋’，消灭剪刀的口号。我说的并不是‘农民军事封建剥削’的口号，我说的是在苏维埃制度之下是要‘消除’一切农民的剥削，尤其是军事封建的剥削。这都是事实，无可争论的，只有毫无经济科学知识的人才来争辩，只有怕说实话的胆小鬼才来胡赖。很明显的史太林所说与造谣者宣言中所说的完全是两件事。 “同志们，史太林在七月中央全体会议所说的便是这样一会事。 “这些事情都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布哈林同志所见不会比别个中央委员所见的有什么不同，但是布哈林同志继续坚持着造谣，好像小孩子一样的乱说。七月会议上布哈林同志是比我后发言，为什么他那时候不说？即使用很弯曲巧妙的言词达出他自己的意思也未始不可以啊。在七月会议到十一月会议整个时期中，布哈林，托摩斯基，雷夸夫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发生争论，特别是对于农民问题，为什么那时候对于‘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这件事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呢？这些问题，他们提出‘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这句话，是在揭穿了他们与嘉米尼夫的谈话，他们的小组织行动之后，这种情形难道不清楚吗？今天这件文件（三人宣言）的著作者，所以提出‘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这句话，是为了要欺骗一般对于政治了解浅薄的同志，申辩他们的小组织行动，毁谤中央，这种情形不也是很清楚的吗？ “但是，‘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这句谣言，不仅是有这样表面的意义。他有更严重的政治意味。倘若这三人宣言的著作者，以为党对于提高中农贫农的个人经济，提高集体生产，扩大协作社，提高收成，减轻中农的租税负担，发展集体农庄，国立农场等工作，可以叫做农业的军事封建剥削政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义是他们与党内右倾分子是一样的意见，以为立刻可以消灭‘剪刀问题’，可以用‘恢复价格’的办法，就是要取消现时国家工业化所不可少的国家收入的财源。因此，‘军事封建剥削’的咒骂的语句，是反对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另一方面的说法。也是他们要减低现时工业化的速度的主张”。 史太林同志分析这个宣言时，还提出他的“两种估计”。 “并且，如果我们国家发生什么‘大不幸’的事件，那末我们一定可以见到这三人宣言将给党以三个根本的罪名：（1）‘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2）党的‘官僚主义’，（3）共产国际‘腐化’。另一方面可以见到他们三人（布哈林，托摩斯基及雷夸夫）的政纲：（1）藉口反对虚拟的‘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要求缩小工业化的计划；（2）藉口反‘官僚主义’要求党内思想派别的自由；（3）藉口共产国际的‘腐化’，要用外交的方式保护国际的右派。现在只有两条出路，要就他们取消他们对党的侮蔑，那时他们应该自动抛弃他们的政纲；不然他们仍坚持他们对党侮蔑的态度，那时候党就不得不宣布他们的政纲的机会主义的内容。 “所有这些都在等待着‘大不幸’(4)的出现。倘若这‘大不幸’没有，三人宣言也有另外的作用，当作政治局内部‘没有’政见差异的申明，用来申辩政见分歧很小，像‘影子’一样淡薄，用来骗人，说分歧差不多完全消灭了，即使没有完全消灭，也已将成为历史上的事实了。总而言之，这个宣言不过是空洞的，外交式的申辩”。 史太林同志估量这个宣言的根本的政治路线，是要减轻富农的负担，放任他们发展，以为如此便可以战胜恐慌。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路线。 “他们认为放任富农，是解决食粮困难的方法，是他们的根本错误。他们想如果放任富农，不阻止他们剥削的倾向，任他们自由，等等，那末食粮困难会消灭，国家的政治情况可以改善。这种信任，以为富农有救命的作用，是毫无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三人宣言的著作者的哭叫，证明他们一些也不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阶级斗争的方式，他们不懂得，如果放任富农，则国家的政治状况将更坏，使资本主义的成分抬头失去乡村贫农及广大的中农群众，将我们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破坏。他们不懂得，放任富农是丝毫不能救济食粮困难，因为只要有粮食采办制（固定食粮价格），粮食市场之国家机关调节，那末富农是仍然不肯交出食粮的。倘若我们不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不能放弃粮食采办制和国家调节的政策的。这些常识都不知道，这是三人宣言作者的错误。放任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我已经说过，这绝对不是根基于列宁主义的政策。 “结论：我们曾经提议布哈林仍加入决议起草委员会，合作，使他们几个人快离开错误的牛角尖。但是布哈林同志不接受合作。布哈林、雷夸夫、托摩斯基三人都用今天的宣言答复我们，这证明这三个同志已走入机会主义道路上去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通过决议起草委员会的草案，并将三人宣言提交最近的中央执监全体联席会议，加以详细的考察。我提议讨论草案委员会的草案”。 史太林同志讲话之后，决议案通过，反对决议案有四票：托摩斯基，雷夸夫，布哈林，菲昂纳尔。 现在这一问题，并无什么新的消息。四月十五就要开中央及监委的全体联席会议，接着便要开全党会议，那时这一问题一定要有讨论的，我随后再报告罢。 注释 [1]兆征，即苏兆征。1929年2月25日在上海病逝。参见本卷第253页注56。 [2]莫，即莫斯科。作者于1929年2月到苏联的库尔斯克州利可夫县的玛利诺休养所养病，3月22日回到莫斯科。 [3]焘兄，即张国焘。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见本卷第173页注①。 [4]中国学生问题，指在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其前身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由王明宗派所挑起的一场纠纷。王明等在该校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把持学校党的组织，排斥异己，诬陷一部分同学组织所谓“江浙同乡会”，致使同学之间相互猜疑，人人自危，后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国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认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推倒了这个假案。 [5]立三，即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30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年底到莫斯科接受审查，1946年回国。 [6]《苏维埃革命万岁》即《苏维埃的中国万岁——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论中国革命》，已收入本卷。 [7]白朗德尔，今译布兰德勒，见本卷第173页注⑧。 [8]台海美尔（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今译塔尔海默。早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德国共产党成立至1923年，他任德共全国委员会委员，1923年因德国十月起义失败，被共产国际撤销领导职务。后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5月回德国。同年因犯有右倾错误被开除出党，12月，同布兰德勒等组成德共反对派。 [9]欧维尔德（Arthur Ewert，1890—1959），今译厄威尔特。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被选入德共政治局。1928年8月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作为德共中的调和派之一，支持罢免台尔曼的领导职务。因此被撤销党内领导职务。 [10]黄色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11]昂白德洛（Aolbert），今译艾伯特，胡果·埃伯莱因（Hugo Eberlein，1887—1944）的化名。190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斯巴达克联盟。1911—1927年间，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工作。1928年9月，作为五个调和派之一支持中央委员会撤销台尔曼的职务，故被撤销领导职务。以后化名艾伯特在共产国际担任重要工作。1937年在苏联肃反时遭清洗，死于狱中。 [12]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13]捷克斯拉夫，今译捷克斯洛伐克。 [14]第三时期，见本卷第10页注②。 [15]布哈林，见本卷第10页注①。 [16]托摩斯基（Михаил Л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0—1936），今译托姆斯基。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后致力于工会工作，1920年起先后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1929年被撤职，1936年自杀。1988年平反。 [17]雷夸夫（Алексс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1938），今译李可夫。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曾多次被捕流放。十月革命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9年被撤职，193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处决。1988年平反。 [18]莫洛托夫，见本卷第162页注13。 [19]美夸阳（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Микоян，1895—1978），今译米高扬。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后为布尔什维克。1926—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5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从事对外贸易和粮食对外供应工作。 [20]沃新斯基（Н．Осинский，1887—1938），今译奥新斯基。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国家、党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方面的职务，1921—1922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集团的骨干分子，1923年追随托洛茨基派。 [21]新经济政策，列宁拟定的在过渡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在农村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收制，允许农民出售超过税额的剩余粮食，以换取工业品；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在商业中，由国家调节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这项政策于1921年3月党的“十大”通过后实行，1936年结束。 [22]莎夸勒尼夸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1939），今译索柯里尼柯夫，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5年加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1936年被开除出党。 [23]弗鲁摩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1939），今译弗鲁姆金。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后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和副财政人民委员等职。1937年因参加反对派被开除出党。 [24]脱洛茨基派，今译托洛茨基派，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首领为托洛茨基。参见本卷第60页注18。 [25]嘉美尼夫（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Каменев，1883—1936），今译加米涅夫，苏联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25年同季诺维也夫组成新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处决。1988年平反。 [26]沃尔卓尼吉子（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今译奥尔忠尼启则。苏联共产党政治活动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26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查委员。 [27]季诺维叶夫（Григорий Иесейвич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今译季诺维也夫。俄国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党早期活动家和领导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曾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成为反对派首领之一，1926年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处决。1988年平反。 [28]季诺维叶夫及嘉美尼夫派，又称“新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组成新反对派。 [29]布列沃白腊仁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1937），今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成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组织成员，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是托洛茨基派的支持者，1923年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 [30]德尔芒，今译台尔曼，见本卷第173页注⑦。 [31]索哥尔尼夸夫，今译索柯里尼柯夫，见本篇注29。 [32]赛拉（Serra）是安吉洛·塔斯卡（AngeloTasca，1892—1962）的化名。1921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致力于工会和合作社方面的工作。曾参加共产国际第四、五次代表大会。1928年化名赛拉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1929年1月回国，年底被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开除，后定居巴黎。 [33]史猎泼尼夸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оврий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1937），今译施略普尼柯夫，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20—1922年“工人反对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88年平反。 [34]托洛茨基，见本卷第60页注18。 [35]汉堡暴动，见本卷第162页注⑤。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标题及写作时间均为编者所加。 (2)他并且说对当时反对右派的宣传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政纲的，他说现在下级党部只听见说反对右派，又看不见究竟谁是右派，主要只知道是反对莫斯科省委书记乌格兰诺夫等。 (3)布哈林的名字。 (4)布哈林所说的农民暴动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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