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选文学 > 瞿秋白 > 瞿秋白文集⑥ | 上页 下页 |
| 清校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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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校问题(1)（一九三〇年初） 一 孙逸仙大学[1]，随后改名为中国劳动共产大学，创办在一九二五年年底，到现在已经存在了四五年。当初这是一种特殊的“国民党大学”，学生之中有许多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有许多是为着要想进这大学而在中国加入共产党的——加入共产党之后立刻就来到莫斯科。所以很自然的，学生的社会成分，大半是官僚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学生的政治成分，实际上含着很多的国民党的遗毒。至于一九二七年年底以后来的学生，事实上也有许多同样的成分。 再则，这一大学的最早的校长是拉代客[2]——托洛茨基派的拉代客。在一九二七年之中，有一个时期托洛茨基[3]曾经公开活动。后来虽然形式上托派活动比较的消沉，可是托派的余孽一直是很积极的进行秘密工作。据最近托派的首领（李平）的供词：他们不但能够在中大保存自己的组织，而且把中大变成全莫斯科中国托派的中心。他说在中大之外设立托派的秘密机关，常常被破获，只有移到中大之后，方才得到比较长期的安全。 这样，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大政治环境是异常的复杂，国民党和托派的余孽暗中进行着积极的破坏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现在的托派，实际上只是国民党的变相。为什么？因为一九二七年八月武汉政变[4]之后，中大之中许多实质上是国民党性质的人，照他们自己的情绪说来，变成了共产党的“机械的党”（механический челен партии）。如果这些人是在中国，那么，纯粹的国民党员早已公开的反革命，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了，本来是所谓共产党党员的人，也是早已叛变，登报申明退出共产党，或者公开的成了侦探机关的职员——武汉初失败的时期，这类事实是有过不少的。但是，事实上，这些人是在莫斯科——有些正在预备退出共产党的人，也不过因为误送到此的缘故——于是“不能不”做共产党员。这些分子，自然是本能的反对国际[5]和共产党。因为直接和国民党某派发生关系是非常之困难，所以俄国托派来组织他们的时候，很顺利的得到这样成绩。 中国的托派，不过是国民党反革命的各种形象之中的一种变相。这种反革命的组织，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是自己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自己的“党的纪律”——一直到杀戮的刑罚（例如赵言轻[6]Донбасов自杀之前，有了自首的“可疑态度”，便有人（托派）以死刑恐吓他；据他说，托派至少是曾经有过暗杀的特务组织）。——此其一。其二，他们和国内的托派有很好的联系，有来往的信件，并且有钱寄回去。第三，国内的反对派，早已出版自己的机关报，而此地的托派供给他们文件和材料。第四，他们利用中大党的支部之中的斗争，实行挑拨离间暗中鼓动风潮，实行反党。据华沛苍（Викулов）在墙报上最早的一篇供词说：“我是托派命令到‘第三派’[7]之中去工作的，在我们学校一切斗争中总的策略是：一、帮助‘第三派’向党进攻；二、推动‘第三派’向前，自己在后面揭露‘第三派’小领袖的野心，使群众转入反对派；三、两边都打，就是有时打击第三派，有时打击党部派。”第五，甚至于等到托派组织被破获之后，他们仍旧实际上保存着组织，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实行不得已的自首。（例如列宁书院的宋代杰、马员生，经过清党委员会[8]无数次的盘问，绝对不肯承认，直到二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他们得到托派张安仁（Дильбит）的命令以后，方才自首。步炮学校的托派亦是如此。而且据托派卞福林说明：“我们托派的机关既然已经破获，只有自首是出路，自首的策略是，一、我们已经公开了的，自首了或都可以保存党籍；灰色的，忠实于托派的，因此可以使群众的视线不注意；二、自首及对学校问题承认错误，使‘党部派’对我们的打击要好些，而且或者可以派我们回国去；三、自首的时候，注意打击我们的敌人‘李剑如派’[9]，因为李剑如等打击我们最厉害，因此，我们约好向‘党部派’说：他们是右派，有小组织，并且和我们开过联席会议，使‘党部派’认为根据而更加去打击他们。”（这是二月八日晚六时三十分钟光景卞福林对□□□[10]说的。） （注）据我们的观察，托派在破获后的自首，显然是有组织的，互相约定的——二月八日五时以前托派大抵都是绝不承认，而五时以后就有一致的自首。 因此，第一个结论是——国民党残余和托洛茨基派，有组织在中国学生之中进行反革命的工作，破坏捣乱党的组织，努力毁丧国际及党的领导，替国内托派，甚至于简单的国民党反革命派做侦探工作——直到破获之后，仍旧企图有组织的继续这种工作。 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旧的机会主义的残余，在八七会议之后屡次企图反攻，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这种小小的尝试是显然看得出的。王若飞[11]、彭泽湘等充满着失败的情绪，说“中国将有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说南京政府，为“纯粹代表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的政府”，说史太林[12]专政等；而且他们这种说法，显然还有暗中的宣传（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大支部的“十天大会”[13]，有人指出这种事实；而且我亲自听见王若飞在中大特别班[14]教室里说过美国帝国主义如何如何的能够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国内一九二九年初来到此地的新生之中，有一个黄进亦是这种论调，并且说代表团[15]对待同志用白色恐怖的政策，说中国党的领导完全破产，说中国党应该和汪陈派、第三党[16]实行联合战线，否认中国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等等。而且黄进的在中大宣传，是大家一般都知道的事实。这些机会主义真是已经和陈独秀不约而同的走到了公开的取消主义。组织上至少是无形之中有一种团结。这种右倾取消主义的影响在中大之中的确是有发展的，中大旧生傅胜蓝的主张，谢建民在墙报上登载出来的文章（说“现在是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工人阶级对共产党灰心失望”），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且这种右倾取消派，现在已经很明显的，他们的确和托派有联络，甚至于组织上混合的尝试。列宁书院中国民族组会议上屡次和王若飞表示同情和相同意见的宋代杰等，现在已经证实是托派。中国国内陈独秀派最后走到完全承认托洛茨基是自己的领袖，并且和中国的托派谈判，商量组织上的联合方法。这件事实，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俄国境内的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之间也有同样的过程。 因此，我们第二个结论是陈独秀的右倾取消派，在苏联境内，也是从同情于托派而迅速的和托派联合起来，在中大之中，在苏联境内，同样的进行反对国际和党的反革命斗争。 此外，还有许多右倾的观点，表现在墙报的文章上，表现在大会或小组会的发言里，例如说：中国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有统一的可能，否认中国有革命的前途，主张联合富农，或者说：“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情形不同，不能说在城市中反对资产阶级，在乡村中就要反对富农”；或者说：即使在武汉时代两湖贫农和雇农联合中农，反对过富农，但是，那时是革命高潮的时期，现在是革命低落的时期，所以不能反对富农了；过于估量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的意义，没有估量到政治斗争的意义，或者说：“不要幻想工人群众能有政治斗争”，或者说，赤色工会不能发展，不如取消得好；主张反右倾和反左倾的比重看得一样，“不能说右倾是主要危险”等等。 中大之中这些右倾观点的发展，固然是因为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的间接影响，使一般学生虽然知道反对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可是遇见中国问题个别的右倾意见（并不和托陈的姓名直接关连的时候），他们竟不能分辨，而发生怀疑和动摇，——然而学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消沉情绪，以及一般政治水平线的低落，政治问题上工作的不充分，所以的确有很厉害的调和情绪。对于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的取消主义，尚且有调和主义的态度；至于对于上述的各个个别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更加有调和主义的态度。 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就是中大支部之中有机会主义的右倾的倾向，并且有调和主义——对于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 对于中大政治状况的这样的估量，我们很早就指示出来——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大支部的“十天大会”上的情形，以及当时余飞、仲夏[17]同志告诉我的事情，使我得到这样的结论，而在这个大会上发言之中，我就指示出来的。“十天大会”的决议案就是代表团、校长和当时支部局根据这种共同的意见而决定的。当时对于中大政治状况的估量，正是说中大之中有国民党残余、托洛茨基派、取消派及一般的消沉失败的情绪，有对于中国现状及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右倾观点的表现，有调和主义；并且有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斗争，以及许多小资产阶级心理、民族主义等的暴露。这种估量，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间苏联中央调查中大委员会的考察[18]，亦是认为正确的。毫无纪律，并且对于领导机关缺少最小限度的信仰，学校领导和群众互相脱离等的现象，在这种政治状况之下，简直成为一刻不能容忍的恶劣形势，这在“十天大会”上已经都指出来，而“十天大会”之后，情形只有更坏，而弄到不能不由苏联党中央来特别调查。 再者，中大之中很久就有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这种纠纷常常障碍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开展，而且使托陈取消派右倾调和派的分子，得以隐藏在这些纠纷之后，弄得主要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民党与共产党，托陈取消派与共产国际的斗争，布尔塞维克主义与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斗争）不能充分的得力和切实。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中大之中亦有许多斗争和纠纷；当时反对倾向的斗争正在进到更严重的阶段的时候，苏联中央对于中大的议决案，已经特别指出同时必须完全消灭中大学生之中的派别纠纷和斗争而造成“共产主义的思想团结和同志关系”，这就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对于中大问题的决议（директивы ЦК ВКП（Б）от 7-ого январи 1929 год а ополной ликвидации групповой розни и борьбы среди студенчества КУТК и о создании товарищеской идей нойкомм 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и студенчеств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间苏联党中央第二次的调查，在中大支部“十天大会”重新指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之后，亦承认这的确是一种事实，并且认为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的议决案（说到派别纠纷必须完全消灭的议决案），仍旧没有实行。 可见“十天大会”的时候，代表团会同着校长及许多同志指出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必须消灭，是十分的必要的。当时代表团的意见是：“现时情形之下，首先便是要实行改造学校的两大任务：一是加深加紧对于不良倾向（尤其是右倾及调和派）的斗争，二是实行教务上校务上必须的改革，加强党部对于这些改革的领导。为着实现这种重要的任务，必须消灭一切的成见和纠纷，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无形之中与党部对立的情绪等等——这都是改造学校的障碍。再则，还有学生成分的审查和改良，也必须有切实的具体的办法”（代表团六月十七日致中央的信）。 这种无原则的派别纠纷是怎样的呢？ 我此地只说一个极其简略的大概情形。 当反对托派及右倾的斗争日益加紧的过程之中，有些同志，例如余笃三、郭妙根、李剑如等的立场是这样的：（一）对于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派——他们能够知道反对这些取消派，可是他们的反对，只限于猛烈的“手段”（例如要求苏联政府，要求中大支部逮捕陈琦）；而有些人又因此说到“支部局忘记了反左倾”（郭妙根）；他们在日常生活发见可疑的托派行动，的确曾经在大会上暴露这些托派，而要求给他们以严重的打击，可是始终不能说他们帮助支部局反对陈托派的斗争，已经充分；并且在学校的具体问题上，他们往往不能注意到自己的批评方法和口号，是否能够客观上被托派利用，甚至于像江元青在十天大会上和托派共同主张到中央去请愿示威。（二）对于右倾调和派不正确的倾向，他们能够知道“应当”反对右倾调和派，例如：指摘傅胜蓝、刘起峰、秦邦宪、盛宗亮[19]、杨尚昆、吴绍益、谢健民、弗拉梭瓦（Власова）、瓦林（Волин）等的某种程度上不正确的观点；但是，他们的反对，往往带着许多成见，至少无意之中扩大对方的错误——并且有无中生有以讹传讹的加对方以右倾错误的可能；因为反对对方错误的缘故，而自己陷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例如郭妙根因为反对苦求毛夫的缘故，而反对他的中国有三个主要营垒的说法，[20]因此而自己完全否认国民党改组派有社会的阶级的基础）；因为反对对方的缘故，所以对于同在批评对方的人，就抱着宽大的态度，例如李剑如等当初对于其余的人的右倾错误，反对得非常激烈，而对于当时和他们共同批评秦邦宪等的及郭妙根的错误，就不很反对，甚至替他辩护和原谅——这样自己客观上站到调和派的地位。（三）对于中大支部局——他们对于谢健民、瓦林等的错误，固然批评了，可是他们因为支部局应付迟缓的缘故，便把向来没有批评支部局缺点的各个同志，或者某个支部局委员的错误，看做整个支部局的错误。双方争执的结果，形成这样一种情绪，就是无论如何要证明支部局是错误了；有些先说支部局路线不正确，有些又说支部局有实际工作里的机会主义等等。（四）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团——他们因为反对中大支部之中一些同志，所以常常想代表团帮助他们，或者机械的解释民权集中制，用中国党中央及其大会来做后盾，例如某次阿白拉摩松说余飞是小孩子不懂事，他们便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其势汹汹的反对起来；再则，讨论农民问题以前，有些同志已经说起中国六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策略应当修改，他们就其势汹汹的反对，说你们是想推翻大会一切决议，这是破坏纪律，甚至于说如果大会要联合富农，我们就主张联合富农。 根据这些情形，我们可以说李剑如、郭妙根等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之中，夹杂着许多派别成见。这些成见的发展，使他们不能接受正确的批评，而用猜疑的不信任的态度猜测一切批评都是对方故意的陷害。尤其是政治问题上因此而发生许多固执错误的地方。这些人之中的郭妙根等，更因为反抗这种批评的缘故，因为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责任的缘故，而走到造谣离间的绝不能容许的道路——郭妙根等在讨论改组派问题时犯了错误，在列宁书院里又犯了否认苏联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当时，代表团固然严厉的批评他们，而李剑如、余笃三[21]等也没有赞助他们之后，他们就在承认自己错误的过程之中，信口造谣，说代表团领导过他们反党反对米夫反对国际，和托派开联席会议。——这样，企图一方面得到反对代表团一派人的赞助和掩护，一方面将自己的错误责任，推卸到代表团身上。陈独秀现在说：“我错了，但是我的错误，只是因为执行了史太林的机会主义”；郭妙根亦说：“我错了，但是我的错处只在于我听了代表团的领导。”这是说郭妙根等一批人。至于李剑如、余笃三等一批人，最近是和□[22]等不同了：他们固然不推卸自己行动的责任，但是，直到清党委员会之前还不能认识自己的派别成见的错误。 再则，当反对托陈派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之中，我们又可以看见一些同志例如张闻天、吴绍益、盛宗亮等类的人。他们立场怎样呢？ （一）对于托洛茨基陈独秀的“左”右取消主义——他们对于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派，固然知道反对，但是，因为他们是先有成见反对所谓“工人反对派”[23]的缘故，所以这些所谓“工人反对派”（即李剑如等），或者其他同志有个别的正确提议的时候，例如提议如何加紧反对托派的具体办法的时候，他们这一类的人就说：“谁要加紧反托派，他就是企图转移反右倾的视线，”说反对托派“少重一些是重不得的”（中大墙报的编者）。这样，国内反对派早已出着机关报，而且能够寄到中大来，中大“十天大会”之后，支部局以及一般同志都更加知道中大托派大有活动，——在如此情形之下，而有不得加重反对托派的论调；因此，这些同志自然是不能帮助支部局切实的做理论上以至技术上的反托斗争，客观上，这种情形，也是中大托派得到这样大的发展的许多原因之中的一个。（二）对于右倾调和派等不正确的倾向——他们总算明白了当初那种“中国党内应当是左右倾并重的去反对”的论调是不对的了，并且积极的反对联合富农等类右倾的论调和观点；但是，他们的反对，往往只限于所谓“工人反对派”，往往因为反对他们的缘故，而自己也陷于右倾的或取消派的观点，例如刘起峰说：“中国封建社会早已寿终正寝，”谢健民说：“现在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工人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灰心失望”，其他如苏联党中央调查中大的报告中所举的右倾观点，有许多亦是这一批人所说所写的。再则，因为成见很深的缘故，宁可掩盖自己同一派的错误，例如谢健民的那种意见，竟许他登载到墙报上，从五月到十月半，同志之中许多人反对，而这一批同志却时时替他辩护，这样经过五个多月方才解决这一问题；再则，例如讨论改组派问题的时候，有些小组会上的指导员，不去解释国际的信[24]，却只是机械的以俄国革命中的先例，应用到中国，专去辩护三个主要营垒论是丝毫没有错误的；——这样，这些同志□□□□[25]之中落到对于某些右倾错误的调和态度的立场。（三）对于党部——他们这些人对于党部，大半都是比较负责任的党务工作人员，因此，往往他们自己做了个别的错误，却依赖着党部对他们的信任，而加以掩饰，以支部局“决议”为后盾，——其实亦许并没有这种决议（例如，谢健民的文章，墙委主任推托说是支部的命令）；他们所以也就不能尽党员的责任：——具体而切实的指出党部的缺点，而且自己提出纠正的方法，帮助去改正错误，却往往是一味的否认，要说党部丝毫错误也没有。（四）对于中国党的中央和代表团——他们因为在派别成见的笼罩之中，所以觉得：凡是不赞助这种派别成见的错误的人，都是所谓“调和派”或者“右派”，并且觉得：凡是要求改造学校（加紧帮助工人学习等的办法），指出学校许多缺点的人，亦都是所谓“调和派”、“右派”，所谓破坏支部局的领导。因此，这一批人之中，有些就造作谣言，说：代表团反对向忠发，学校支部局是赞成向忠发的，所以支部局和代表团是互相反对的（“十天大会”上有人说Неманская——秦邦宪的爱人说的）。有些就说，改造学校是代表团领导右倾进攻党部；有些就说代表团的某人某人是调和派。最近，甚至于根据托派的口供，或者郭妙根等的谎话，毫不加以审查，而叫喊着，说着，写着：代表团有特殊的政纲，组织并且领导右派小组织，并且和托派开联席会议，联盟反对国际和党，关向应是托洛茨基派，团内反对托陈派和右派的斗争做得不充分等等。这样，为着自己的派别成见的缘故，不惜绝无根据的造谣离间，破坏领导者以及中国党或团的中央的信用。 我们可以说，这一批同志，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之中，夹杂着许多派别成见，这样，李剑如等和盛宗亮等的双方斗争，仿佛变为：谁是百分之一百的布尔塞维克，谁是右倾，谁是反右倾，你说我是右倾，我说你是右倾的现象；再则，又仿佛甲派是专门拥护代表团的，乙派是专门拥护支部局的。 所以，我们第四个结论是——中大支部之中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继续存在着，而且日益发展，这种纠纷妨害着我党严重的政治任务的进行——反对一切取消派反右派等倾向的斗争。 这种派别的纠纷中，双方都有时对于托派陈派放任而不注意去打击他们的阴谋，双方都有右倾和调和主义的错误，双方都有企图将支部局与代表团，以及其他领导机关对立起来的投机。江元青、郭妙根等等，并不是不知道请愿示威是托派的捣乱学校的阴谋，为什么反而去赞成他们？因为派别的利益！盛宗亮、吴绍益等等并不是不知道“代表团勾结托派，关向应是托派，中央谋杀彭湃”等谣言是托派捣乱党的计策，为什么不给这些谣传以打击，甚至反而去附和他们？因为派别的利益！派别成见妨害真正用原则政策来教育党员群众，造成支部之内不管某种错误的实质和正确的路线究竟是什么，而只管某些人某些人说的话有什么背后的外交手腕，只管设法使某些话某些话变成自己派别“敌人”说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类的现象。 附注： 前一批人，如李剑如、余笃三等类的人，大半都是工人同志，在国内多少做过些工作，参加过剧烈的革命斗争。如果有正确的指导，当然是很可造就的。现在的情况呢，已经是种了很深的派别成见。 后一批人，如张闻天、盛宗亮、沈际明、吴绍益、秦邦宪等等，大半都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大学生，或者欧美留学生。他们因为外国文好的缘故，自然容易学到理论，如果能够切实的学习实际工作，教育幼稚党员的方法，刻苦的做些帮助工人同志学习的工作（对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加以研究而发表自己的见解，写在工人同志所懂得的中国文的文章里等等），抛弃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那么，他们之中，像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之中的少数例外一样，亦许可以造成党的极其得用的人才，甚至于政治领袖。但是，事实上，他们不这样做，往往只是倚仗自己的知识去向工人同志示威，预先设想着“某人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进攻他，某人不进攻我们，我们就可以放松些”（秦邦宪的话）。这样的对付同志，无意之中必然形成双方的猜忌和派别成见。况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自身有很不好的政治历史。例如□□□在一九二五年时曾经和康白情（洪章）组织过反动的新中国党；沈际明在武汉失败后，动摇到要登启事退出共产党。这类的人，即使在此地学习几年之后，完全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有成为坚定的布尔塞维克的希望，也必须痛切的对着党公开承认自己以前的严重错误，这样承认只有更能造成自己在群众之前的信用。然而这些同志却不如此的去做。他们既是这样，再加上日常生活中表现许多派别成见，如何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仰？！他们即使领导反倾向的斗争，也往往只教同志简单的去反对某人，反对某一小派，而没有政治教育的意义，反而养成派别的习惯。 二 中大的状况是这样：——教务上校务上都极端不能适合于同志的学习，尤其是工人同志（关于这一点，代表团去年六月的信就已经具体的指出，苏联党中央的调查亦证实这种情形），再加上上述的政治状况，很明显的需要彻底的改造；否则，决不能保证养成中国布尔塞维克干部的任务。托洛茨基派陈独秀派，机会主义的右倾分子，张闻天等类的一批人，余笃三、李剑如等类的一批人，互相争着对于学生群众的影响，或者为着反党的目的，或者为着小团体的利益。这里，支部局的任务，就是怎样在社会成分恶劣的学生之中，一面具体的设法改善学生成分，领导改造学校，一面努力于消灭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而争得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对于学生群众的影响。学生群众之中，调和态度和动摇状态是很明显的。为着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斗争，如果不能充分得力，那么，托陈派的反党影响，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派别纠纷的情形，自然要日益发展的。 支部局的确认识这种任务，尤其是在“十天大会”之后，主观上也开始去执行——所以我们向来就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 但是，他执行这一路线的时候，所得的成绩和所做的错误，是不能不指出来的。他的成绩怎样，他的错误怎样？他积极的激烈的提出反对倾向，尤其是右倾的任务，这是他的成绩。他的错误呢？ 对于反对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派——支部局在原则上知道要反对这些取消派，然而：（一）从一九二八年年底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底为止，支部之中没有一次反对托派的报告（国内反对派活动的消息传来之后，代表团和东方部屡次提议，要学校翻印一九二七年时候的反托洛茨基的论文文件，加以编纂，以便寄回国内，并备俄境各校中国学生之用——这一提议至今没有执行）；（二）“十天大会”上揭露一些托派和有托派嫌疑的人，学校方面简单把他们送出学校，送回中国，既不公开的在群众之前彻底查清，而暴露他们的反动行动，又不具体的通知代表团及中国党的中央：某些人回国是可用的，某些人是托派；这样，一则对于校内群众丝毫没有教育意义，二则，对于中国的党有很大的危险（中国中央可以因为不知道某某已经是托派，而给他探听到秘密线索）；（三）“十天大会”之后，支部局及一般同志都已经更加知道托派陈派（彭泽湘）的活动，然而支部局并不加紧注意去发觉他们的阴谋和秘密组织；（四）陈独秀开除之后，代表团在中大做过报告，可是，支部局至今没有在各小组详细讨论。 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和调和态度——支部局知道这是最主要的政治斗争，但是：（一）对于倾向问题解释教育都不充分（“十天大会”的决议），对于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也是如此（国际致中国党的农民问题的信，职工运动问题的信都是搁置着五六个月三四个月不印出中文的来给学生看）；（二）在这种严重的政治斗争之中，不去消灭派别斗争的成分，反而去专门听信有派别成见的话，反而犯着庇护右倾调和派的嫌疑，例如谢健民文章的问题，从五月到十月半不给解决，不很快的指出他的右倾，宣传部开始解决这问题的时候（十月间），仍旧说：“谢健民的文章出发点是站在反右倾与调和派的立场，……”不过“有许多错误，和不正确的措辞”罢了。支部局对于宣传部这种调和观点，亦未指出。这种工作方式，只是助长派别情绪，而客观上削弱反右倾及取消派托派的斗争，——而且这些情形（解释工作不充分和夹杂派别成见），自然使思想上的斗争倒台而使托陈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得以藉口许多琐屑的小事专事破坏党部信用；（三）同时，反倾向的斗争不能充分得力，亦往往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例如傅胜蓝是明显的右倾分子，却仍旧很久的让他当小组的副指导员；即使有组织上的办法，也往往不顾及教育的意义，例如，九月间托肯[26]向我说，要把李剑如弄出学校，但是他始终不注意应当怎样明显的指出李剑如的错处究竟是什么，而后正式开除他，以教育同志，却只想简单的使他离开学校。（四）此外，中大之中，需要使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民族主义的斗争，亦是无疑义的；但是支部局却把中大的支部，实行民族的分割，实际上形成两个支部：俄国的支部和中国的支部。 对于中国党的领导的关系——支部局曾经把中大支部变成一种舞台，在这个舞台之上引起中国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的争辩——在国际和中国党中央还没有决定之前，就在支部之中争吵，这不是正常的状态（苏联中央调查委员会的话）。再则，对于那些挑拨破坏中国党领导的信用的谣传（例如向忠发反对瞿秋白的谣言等等），不给以充分的打击。不但如此，前支部书记在去年四五月间，尽着说代表团秘密调查学校，以挑拨学生对于代表团的恶感。 附注： 代表团接到中国党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关于中大问题的信，决定对于中大加以调查，当即由邓中夏同志在四月初某次支部会议上正式通知。后来托肯说秘密调查时，有校长及当时支部委员王云程、夏曦[27]出席，我亦参加，开了一次谈话会，当场由王、夏两同志证明，的确中夏同志曾正式通知支部局，并在实行调查时每次经过组织部（王云程及其代理人）介绍，与各小组三人团谈话，——这些证明的答复，现在还有王、夏两同志写的字条为凭。当时校长声明这是托肯的误会，教他自己通知东方部及区委[28]解释，并当在校内学生中解释。不料，等到中大“俄国支部”清党时，托肯又说到这一问题，足见他在上次解决之后，仍旧固执自己的错误，难免不在一部分学生之中，继续说“代表团秘密调查学校”，说代表团有什么阴谋，破坏代表团的信用，而引起一种派别成见的猜疑。 所以我们第五个结论是：——支部局实行着正确的政治路线，实行着反对倾向的工作，正确的注意了反对右倾，取消派及一般的失望消沉，不削弱反对托派的斗争，可是，他没有把这种斗争做得充分的得力——思想上的斗争是倒台了；这个斗争也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更不深切，又没有肃清支部之中的阶级异己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分子。（бюро ячейки，проводя правиль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линню в своей работе，проводя большую работу по борьбе с уклонами，правильно заостроя осно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борьбу с правым уклоном，с ликвидаторст в омввопросах кит．революции，упадочничеством，неослабляя при этом иборьбы с троцкизмом，однако не сделало е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ейственной—проваливала идейная борьба；эта борба не закреплялась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не была глубокой，не сопровождалась чисткой коллектива от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 и классово чуждвым и враждебным коммунизму элементов．）而且他在这斗争之中，有了许多错误；专依靠着口头上说得好听的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子弟和大学生，夹杂着许多派别成见的分子，助长派别纠纷，这样对于领导机关没有能造成为着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工人基础，这些条件的确是降低了全部斗争的力量，使他不能深切——这就是领导机关的政治上的错误（итак，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утк не создано себе рабочей базы для борьбы за бодьшевизацию，ч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понизило действенность всеи борбы за большевизацию，сделало ее не глубокой—это и являе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шибной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утк）。 三 苏联党中央委员会的调查委员会考察之后，这种错误已经明确的指出来。学校的领导机关却想推卸这种政治上错误的责任；于是毫不细心审查，并不注意：托派陈派以及右倾分子的供词会含有迎合某方派别成见的心理，而藉此捣乱学校，破坏中国党领导机关的信用——居然单凭这些供词而做出下列的事出来：（一）支部机关报——墙报开始反对代表团的大宣传（кампания），登载奇形怪状的讽刺画（карикатура），说代表团组织小团体（右派），和托派勾结反对国际；（二）校长魏格尔同志在清党大会上说邓中夏秘密调查学校，以机会主义的政纲领导小组织反党，——他的说话，自然不是普通一两个学生轻信托派造谣可比，而事实上是领导学生反对代表团；（三）新书记伊格讷托夫同志又在清党大会上说：他以前曾经对代表团同志采取外交政策，说过并不反对代表团，并没有叫墙报定下进攻代表团的方针，但是，他是准备了许多，现在是可以用大炮机关枪大大进攻代表团了，并且说这是得着区委的命令的；（四）对于同志说中国青年团总书记关向应同志是托派，也不加以辩正。 这样，可见支部局不但不改正他的政治错误，反而利用托派的挑拨手段，客观上无论如何不能不是助长派别纠纷——扩大学校中的派别纠纷到中国党里去，固定一部分学生同志反对中国党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成见，想藉此把中大不能保证培养布尔塞维克干部的糟糕情形的责任，推卸到中国党的代表团身上。这是我们要提出极端严重的抗议，而且正式提到国际监察委员会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于中大问题的工作，简单的说来如下： 第一，代表团接到中央的信之后，更加加紧注意，实行调查，已如上述。这种调查，明白的通知过支部局（当时尚未有校长），经过组织部而执行的，绝无所谓“秘密调查”。当这次调查的时候（一九二九年四月），苏联中央对于中大决议通过不久，交到学校，党务政治问题方面，早已有了中央议决案（一月七日的）的指示；所以，我们的调查，主要的目的只在于帮助学校发见许多具体的教务校务上的缺点，而准备提出许多最具体的有益处的提议（如工人教本，生产学习，学科分配，汉文翻译改良的方法，实际运动如工运组织宣传等的分科学习方法等）。调查之后，六月一日即写好这种具体意见的意见书，经过翻译等手续，到六月十七日就交到学校，并同时给了苏联中央（经过魏格尔）及东方部。当时我们对于支部局的政治路线，丝毫没有怀疑其不正确；至于派别纠纷的现象，那末苏联中央的一七决议刚刚指出，代表团和支部局同时知道的，我们当时深信支部局正在开始执行这决议，亦就认为绝无再提一次的必要（参看“六月十七日的信”）。 第二，“十天大会”时，校长和代表团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已如上述。其中就是发生了托肯的“秘密调查说”，这可以解释当时为什么学生之中有一部分有反对代表团的情绪，和为什么反对中共中央的谣传受不到支部之中相当的打击，可是，在王云程、夏曦和校长当面证明“秘密调查说”的无稽之后，我们又深信是托肯同志一时的误会，他当能负责去消灭那些把支部局和代表团对立的情绪（参看秦邦宪爱人说“忠发反对秋白”的谣传问题之“十天大会”的记录，参看中夏给托肯的信及王、夏二同志的字条）。代表团在“十天大会”的时候，帮助支部局反对右倾，反对托派的阴谋（如请愿示威等提议），指出学生中对学校领导毫无信仰的无政府主义的情绪，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恶劣倾向，指出派别斗争和个人纠纷等等。第三，“十天大会”之后，代表团的所有同志都因为国际派有工作而离开莫斯科（国焘[29]同志是因病去休养），直到八月底，我们方才陆续回来。当时听见校长提议请中央[30]再来审查，我们知道有些同志有许多不满意，有些秘密的托派在“十天大会”之后还在造谣生事。所以，我们决定要帮助学校，因此，请学校支部局通知我们学校内部的情形，供给我们些事实，使我们在中央调查的过程中，能够很得力的帮助学校支部局。因此，曾经特别写信给学校（参看：我在九月间给学校的信）。后来我们陆续接到学生方面对于中央调查委员会的许多信的底稿。这些信里的反对支部局的意见，我们很明显的就看见有许多派别成见夹杂在里面，至于他们所指的事实是否正确，是否完全正确，我们是听候支部局自己对于中大对于代表团的申明的，向来不加以轻信。支部局方面在这一时期虽然屡次和我们谈话，但是，对于我九月的信，始终也没有书面的或口头的答复，对于有些事实并不解释。 当时我曾经几次（向尼克金同志）指出派别成见的害处，并提议要支部局注意训练积极分子，加紧消灭派别纠纷的斗争，确实的认准各个同志的错误和倾向而加紧斗争，不要管他是否批评支部局。 再则，亦就在这个时候，尼克金代表学校方面到东方部来，与米夫及我（还有余飞）共同商量从中大派送工人同志到列宁书院短期班的问题，当时尼克金所提名单之上大半都是李剑如、余笃三、郭妙根等一批人。那时，我们也说到他们这批人有派别成见，自然，我们也同意于尼克金的意见和米夫的意见，说他们在中大不能安心读书，而这些同志本身仍旧是可以造就的。不过，我们当时还提议王云程同志亦是工人同志，如果给他到列宁书院去，再学习一下，回国可以成为很得用的人才。虽然他亦是成见很深，可是，一样不是不可救药的（王云程问题当时决定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有去）。 第四，苏联中央第二次调查的时候，当然情形和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间是大不同了，——政治状况和反倾向斗争的问题非常严重的了。中央调查的过程之中，中国党代表团站在养成中国布尔塞维克干部的观点之上，曾经向苏联中央提议（参看张国焘写的信）；并且在决定另行筹备殖民地共产大学之后，写信向国际宣传部、东方部，并将底稿交给学校方面（参看秋白十二月二十日的信）。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中央审查中大委员会向中大支部大会报告之后，我们也曾发表我们的意见（参看“中国党代表团一月二日告中大学生”）。 这时，我们因为陈独秀问题的材料由国内寄来，特别加紧在中大之中反对倾向的斗争；——讨论改组派问题的时候，我去做了报告，参加讨论；对于陈独秀问题，也特别做了一次报告，并且在中大之中用铅印油印印刷了许多反陈独秀问题及改组派问题的材料，做了好几篇文章。总之，从去年四月代表团调查中大之后直到苏联中央调查结果发表——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底为止，代表团向来是帮助学校领导机关实行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的斗争，同时，屡次尝试纠正其政治错误的。 第五，苏联中央决定调查中大之后，大约是九月底，校长魏格尔同志曾经到我家里和我谈话，他说也许在相当时期要改造或者补充支部局——他以前也说过“路线正确的支部局书记，有时一样因为其他错误，或者不适当的缘故，而可以撤换的。”因此，后来我曾经写一信给他，大致说：如果他认为适当，他可以去提议改造或补选支部局，我们是赞助这种意见的。 后来，中央调查结束之后，有过一次支部局会议，我们是参加的，——会前我们曾经和支部书记及校长谈话，当时支部书记（伊格讷托夫）亦说有些支部局的俄国委员，如沃勒克、托肯、白尔曼、苦求毛夫，现在既不做事，反有妨害本支部局工作的地方；校长亦说，有几个支部局中国委员如余笃三等，既然到了列宁书院读书，又向来只是“批评专家”，不能帮助工作，所以大家认为应当解除上述这些同志的支部局委员的职务；支部局开会时便正式照这意思通过了决议。至于补充委员的问题，则决定向区委提名单，请求批准。这次会上我和中夏都发表对于学校的意见，大致都是上面所写的，当时校长和支部书记都没有反对（这会大约是一月中旬）。 可见，直到这个时候，照支部局的意见，我们当然和支部局的路线绝无差异；——我们赞助支部局的正确路线，但是，我们向来不能赞助支部局自己的那些政治上的错误。 清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写出自己的意见交清党委员会（参看代表团致清党委员会的信）。其中指出同志对于国际路线的态度，社会成分，派别纠纷等问题。此地要再提起的问题，就是托派的问题，代表团最早（约在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间），偶然查到托派秘密文件，就交支部局，叫他译出来看，并且要严重注意。后来，“十天大会”上有人指出托派嫌疑的，代表团注意到并要支部局仔细考查。当时犯有多少嫌疑的共六人（根据大会记录的名单），不经详细审查，亦不写出他们的批评，鲁莽的送回中国之后，代表团更加觉得支部局办事不妥，于是有一次，支部书记到东方部和苦求毛夫、我及余飞共同谈话时，他只提三个托派要送回，我们在他的名单之中指出二十多人有托派嫌疑，要他回去仔细审查，一面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阴谋，一面写好详细评语，以便我们可以通知中国中央。此后，支部局始终没有答复：究竟这些人是否托派，应如何处置？苏联中央审查的时候，代表团又特别提这问题到别金斯基（国际秘书处）处，由国际监委、中央监委“特别机关”[31]、中大的代表参加，我和余飞、中夏都在座，讨论这一问题。当时我叫学校代表注意再审查是否还有托派隐藏着（我们当时所共同知道的还只五十余人）。代表团方面也和“特别机关”谈话，找出犯有嫌疑者八十余人。后来一托派（赵言轻）自杀，又供出些人，现在清党过程中，发见托派组织共有一百零十人！ 四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俄国境内中国同志的现象，最浓厚的表显于中大； 中国劳动共产大学支部之中：（一）国民党残余和托洛茨基派，有组织在中国学生之中进行反革命的工作，破坏并且捣乱党的组织，努力毁丧国际及党的领导，一直到破获之后，仍旧企图有组织的继续这种工作，挑拨造谣无所不至；（二）陈独秀的右倾取消派已经和托派联结一起；（三）机会主义右倾和调和派的倾向有许多表现；（四）而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继续存在着，这些派别各自企图掩饰自己的右倾错误，企图用代表团和学校支部局对立起来的投机政策，扰乱□□[32]，推卸责任，甚至有意造谣毁丧国际及党的领导；（五）而中大支部局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之中，不能充分得力的进行，反而助长派别纠纷，没有能力造成为着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工人基础，这就无条件的降低了全部斗争的力量，使他不能深入；现在他不但不改正自己的这种政治错误，反而中了托派和派别分子的挑拨，真正和代表团对立起来——扩大派别纠纷到中国党里去，想把自己不能保证养成布尔塞维克干部的责任，推卸到代表团身上。 至于学校领导机关：（一）经过代表团一年半以来二十多次的催促，始终没有一次将回国学生的评语表送来，以便转到中央；（二）回国学生及学习生产学生的选择，始终是“专留好的，选坏的派回国”（中国中央的信）；（三）学校的功课始终不办分科以研究实际问题（工运等等）；一般教务上校务上的紊乱仍旧是很少改善——这些已经是次一等的错误和缺点了。对于代表团要翻译的事，屡次是自己推荐，随后又说“代表团”专要右派做翻译！ 注释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写作时间为编者所加。 [1]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1925年成立，1929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秋停办。 [2]拉代客，今译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派成员。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 [3]托洛茨基，见本卷第60页注18。 [4]武汉政变，指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实行“分共”，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流。 [5]国际，即共产国际。 [6]赵言轻，俄文名Донбасов，据说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内托派组织头目之一，在中山大学清党运动中自首后上吊自杀。 [7]1927年下半年米夫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后，扶植王明宗派控制学校党组织——支部局，发号施令，打击排斥异己，引起学校广大党团员的不满。托派想利用这种情况来扩充自己势力。他们称学校支部局为“党部派”，称反对王明宗派活动的同学为“第三派”，即除“党部派”、“反对派”（托派自称）之外的第三种势力。 [8]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书院等校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这些学校的中共党员作为联共（布）党员参加了这场清党运动。 [9]李剑如，曾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由国内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带头反对王明宗派控制的学校支部局，王明宗派称他们为“李剑如派”。 [10]原稿空三字。 [11]王若飞，见本卷第449页注32。 [12]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13]1929年6月，中山大学党组织——支部局主持召开全校党团员参加的工作总结大会。会上，反对王明宗派活动的绝大多数党团员对支部局的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同支部局和部分拥护支部局的党团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连续开了10天，被称为“十天大会”。 [14]1929年秋，国内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些年纪较大，经验丰富，不宜与年轻人同班学习的，学校把他们编成了一个“特别班”。“特别班”的学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吴玉章等。 [15]代表团，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6]汪陈派，即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即邓演达组织的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 [17]余飞、仲夏，见本卷第368页⑧。 [18]1929年底，联共（布）中央监委主席的妻子吉尔萨诺娃奉命到中山大学调查情况，她领导成立了调查中大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当时已经调离学校、出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米夫的干预下，作出了支持学校支部局路线的结论。 [19]盛宗亮，又名盛岳，1926年赴苏学习，1932年回国。1934年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叛变。 [20]三个营垒说，1928年10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分析中国政局，认为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整个资产阶级的统一的反革命联盟，现在已经分裂成两个主要的政治集团。第一个集团是国民党的当权派，它是军阀、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第二个集团是目前正和当权派唱对台戏的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它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宣传，同样是反革命的，极端仇视工农运动，对帝国主义军阀唯命是从，由于它的欺骗宣传，更具有危险性。所以来信尽管承认国民党有两个集团，但并不是两个营垒，从而否定中间营垒的存在。同这两个政治集团相对立的，则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革命阵营。 [21]余笃三，湖北人，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国前做工会工作。 [22]原稿一字不清。 [23]“工人反对派”，是王明宗派加给反对他们的李剑如、余笃三等人的反党罪名，因为他们大都是工人出身，所以被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参见本文注⑨、13。 [24]国际的信，指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指出“改组派”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消除改组派的一切影响。 [25]原稿4字不清。 [26]托肯，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俄国委员。 [27]夏曦（1901—1936），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人。1928年赴苏学习。回国后，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同年3月被派往洪湖苏区，贯彻执行了“左”的肃反政策。 [28]区委，指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莫斯科市党委会下面的一个区委，中大支部局归它领导。 [29]国焘，即张国焘。 [30]中央，指联共（布）中央。 [31]特别机关，即苏联格别乌机关。 [32]原稿两字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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